大约自五、六年前始，读书界隐隐有一种风气，即以使酒骂座、贬低钱锺书而自诩高明。不才曾撰文就其谬说而力斥七、八家之非（见《博览群书》1997，4）。近一、二年又有数人率尔操觚，矛头直指钱锺书，猖披无伦，以扬沙走石为豪，其文、辞专讥讪、怨尤勃兴，然其所论挖歪斜塌茸，厌厌不振，如下里衣装、不中程度。
《书屋》杂志，1998年5期，刊胡文辉《读陈寅恪、想钱钟书》，以为钱锺书的《管锥编》繁琐程度和材料崇拜比陈寅恪更有过之，而断定此无关弘旨。又说《管锥编》的最大局限就在于它相当程度上不是以问题为中心，而更多是高级资料汇编的性质，搜集之功多，发明之意少。又认为《管锥编》写于文革期间，因而“我们还能期望钱锺书先生与顾准合于一身吗？”
此位胡作者，真乃胡说之典型；其人坐井观天，发为谬说，心思耳目，束缚既久，锢蔽既深，凡辨正之观俱不能为，此又最可浩叹之事。
钱先生巨著《管锥编》涉及文学、宗教、语言学、心理学、哲学、人性、艺术……经天纬地，深峻异常，它又确实写于文革后期，在那国家不幸，人民涂炭的岁月，求死则无死理，偷生更无生机；钱先生感慨所系，辄借学术文字以写其牢愁，当彼文网烦密之际，先生即以文言撰述，学问既精博劲锐，才华又超妙高迈，其文言之水准，为五千年文明之罕见结晶，真是有横皆纵，无奇不偶，处处闪耀辩证法之光芒。当中所蕴含的开发民智，抗击专制的精神因素，与学术思想相表里，浩翰生挺弥见泰山之高。即此可知，顾准文章虽也写于文革期间，近年得刊布，然其思想，有如破壳之核桃，浅白可见，而钱锺书先生之思想，则壳核俱在，结裹一体，有水准之读者更可藉一番钻索研磨之功，虽较费力，一旦得其隐衷深意，自有一种智慧浸透之快感，此则更有甚于顾准者也。
至于繁琐材料云云，那是真正学术大家的平生本事之显露，诗有别才，非关书也；然而学术研究，究竟不是即席口占，学术思想之研究是一种严谨的科学，没有春耕夏播的深度开拓何来秋收冬藏的修为善果？如西法之断案，即结果已为世人所知，然终审结案必待充足证据，往往一案材料之累积可达上万页之多、数吨之重。学术材料也如此，且更有国族精神文化内涵寓其中，即材料本身就有意义。
钱先生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学术洞天，阡陌纵横，面目衣冠，均非常识所可比伦。先生对学术规律（问题）的结裹，铜锻铁铸，手眼非凡，处处皆有深异思想的开掘发明，而造成一种奇观。近代以还，国事鼎沸，人心死灰，学术殆江河日下矣；若非钱著出世起而振之，尚有文化复兴丰碑可言欤？
《心香泪酒祭吴宓》一书，有钟鸣氏撰一序弁于前。文中颇涉及钱锺书先生。钟氏弄笔使气，渐至荒腔走板。其文云：“纵观《围城》全书，一段写实，虚构实在不是他的特长，故有些生动。再者游历、市井、学问、趣味、民情点缀其间，也还合适，但整个结构虎头蛇尾，至少是谈不上什么经典之作的。许多微义大义，与《红楼梦》媲美之类，是吃饭撑着的腐朽之辈，穿凿发挥而已。加之刻薄之气太盛，悲悯全无，凭了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大耍贫嘴太多，便又不知损失了多少！”
此说似足以惑人，而实不通。
《围城》纵笔铺写人类人性之弱点，其卓越的讽刺艺术，穿空拍岸，古来作者，得未曾有！其所引的审美愉悦，在所有新文学作品中，使特殊精神跳脱而出，其文极古今文章之变，倏忽变化不可端睨。斯文自见广大，何须比附《红楼梦》？就算比附红楼，又如何？《红楼》给近日末学肤受者吹成肥皂泡，亦悲剧矣；实则前人早以为《红楼》冗长涣散，以文章论，远逊《水浒》（见1912年《雅言》第一期），真知言也。又以钱先生对人性之非凡观照，胸襟识力，自有一种大悲悯贯穿全书。先生感慨苍生，阅之伤心，适足令人酸鼻，甚而至于饮泣。如此皆钟鸣氏所视而不见者，则其人乃文学盲之盲中盲，必无可疑矣。
韩石山既承认对钱锺书没有做过研究却又说：“《管锥编》等著作用文言文写，我是不敢恭敬的。若他也能像胡适那样，写学术文章也用白话文，纵然写得不太好，我的恭敬还要多一些。现在不是疯出各种经典著作的白话文本吗，我倒希望有人出上一本《管锥编》的白话本，看看还剩下多少学问，就可以知道其底蕴了。我的前提是，若是道理，用文言文能说清的，用白话文也能说清；用文言文说起来含混的，用白话文怕也说不明白。”（见《文化报》1998年7月16日）
其发议甚怪诞，行文又有谤贤呵祖之嫌，不论不明。撇开胡适思想影响不说，仅征其文学成就即远逊鲁迅、知堂。周氏兄弟白话文虽占其毕生作品之什九，但其所作多化用文言或直接插用文言，以增活力，这些地方，恰恰不可以白话易之！又唐德刚撰李宗仁回忆录，凡七十万言，始终以文言、白话天衣无缝之结合行文，每有一言，辄跌宕而出，回环曲折，而文意简洁深刻，此实文言灵妙之用。钱先生《管锥编》为典雅深粹之文言，浩翰深峻，且不论其深远之学术思想，仅作为文学作品读，即雄厚而微妙，奇峭而雅健，洵有与神俱化之概，且生龙活虎，变化莫测，神乎其文也。倘照韩氏意见，由其译为白话，貌似平朴，实则清汤寡液，弄得满篇没劲，如一洼死水，那是绝大的错误，盖精神必完全丧失矣。钱先生白话作品也不少，强过胡适文章百倍，什么叫“纵然写得不太好”？此真竖子拟于不伦也。韩氏偏处一隅，蚊目测海，所见所识皆走极端，自炽其枭张之气，而距真知日远。自学术方面观之，必当加以纠正才是；自小藐方面观之，适足捧腹喷饭已耳，其以荒唐伧父发可诛之议，左抡右突，蝇头蜗角铢称寸较，戚戚若负贩，而自以为得计，实全不中的。甚矣哉，今之文学界其式微也。
大约自五、六年前始，读书界隐隐有一种风气，即以使酒骂座、贬低钱锺书而自诩高明。不才曾撰文就其谬说而力斥七、八家之非（见《博览群书》1997，4）。近一、二年又有数人率尔操觚，矛头直指钱锺书，猖披无伦，以扬沙走石为豪，其文、辞专讥讪、怨尤勃兴，然其所论挖歪斜塌茸，厌厌不振，如下里衣装、不中程度。
《书屋》杂志，1998年5期，刊胡文辉《读陈寅恪、想钱钟书》，以为钱锺书的《管锥编》繁琐程度和材料崇拜比陈寅恪更有过之，而断定此无关弘旨。又说《管锥编》的最大局限就在于它相当程度上不是以问题为中心，而更多是高级资料汇编的性质，搜集之功多，发明之意少。又认为《管锥编》写于文革期间，因而“我们还能期望钱锺书先生与顾准合于一身吗？”
此位胡作者，真乃胡说之典型；其人坐井观天，发为谬说，心思耳目，束缚既久，锢蔽既深，凡辨正之观俱不能为，此又最可浩叹之事。
钱先生巨著《管锥编》涉及文学、宗教、语言学、心理学、哲学、人性、艺术……经天纬地，深峻异常，它又确实写于文革后期，在那国家不幸，人民涂炭的岁月，求死则无死理，偷生更无生机；钱先生感慨所系，辄借学术文字以写其牢愁，当彼文网烦密之际，先生即以文言撰述，学问既精博劲锐，才华又超妙高迈，其文言之水准，为五千年文明之罕见结晶，真是有横皆纵，无奇不偶，处处闪耀辩证法之光芒。当中所蕴含的开发民智，抗击专制的精神因素，与学术思想相表里，浩翰生挺弥见泰山之高。即此可知，顾准文章虽也写于文革期间，近年得刊布，然其思想，有如破壳之核桃，浅白可见，而钱锺书先生之思想，则壳核俱在，结裹一体，有水准之读者更可藉一番钻索研磨之功，虽较费力，一旦得其隐衷深意，自有一种智慧浸透之快感，此则更有甚于顾准者也。
至于繁琐材料云云，那是真正学术大家的平生本事之显露，诗有别才，非关书也；然而学术研究，究竟不是即席口占，学术思想之研究是一种严谨的科学，没有春耕夏播的深度开拓何来秋收冬藏的修为善果？如西法之断案，即结果已为世人所知，然终审结案必待充足证据，往往一案材料之累积可达上万页之多、数吨之重。学术材料也如此，且更有国族精神文化内涵寓其中，即材料本身就有意义。
钱先生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学术洞天，阡陌纵横，面目衣冠，均非常识所可比伦。先生对学术规律（问题）的结裹，铜锻铁铸，手眼非凡，处处皆有深异思想的开掘发明，而造成一种奇观。近代以还，国事鼎沸，人心死灰，学术殆江河日下矣；若非钱著出世起而振之，尚有文化复兴丰碑可言欤？
《心香泪酒祭吴宓》一书，有钟鸣氏撰一序弁于前。文中颇涉及钱锺书先生。钟氏弄笔使气，渐至荒腔走板。其文云：“纵观《围城》全书，一段写实，虚构实在不是他的特长，故有些生动。再者游历、市井、学问、趣味、民情点缀其间，也还合适，但整个结构虎头蛇尾，至少是谈不上什么经典之作的。许多微义大义，与《红楼梦》媲美之类，是吃饭撑着的腐朽之辈，穿凿发挥而已。加之刻薄之气太盛，悲悯全无，凭了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大耍贫嘴太多，便又不知损失了多少！”
此说似足以惑人，而实不通。
《围城》纵笔铺写人类人性之弱点，其卓越的讽刺艺术，穿空拍岸，古来作者，得未曾有！其所引的审美愉悦，在所有新文学作品中，使特殊精神跳脱而出，其文极古今文章之变，倏忽变化不可端睨。斯文自见广大，何须比附《红楼梦》？就算比附红楼，又如何？《红楼》给近日末学肤受者吹成肥皂泡，亦悲剧矣；实则前人早以为《红楼》冗长涣散，以文章论，远逊《水浒》（见1912年《雅言》第一期），真知言也。又以钱先生对人性之非凡观照，胸襟识力，自有一种大悲悯贯穿全书。先生感慨苍生，阅之伤心，适足令人酸鼻，甚而至于饮泣。如此皆钟鸣氏所视而不见者，则其人乃文学盲之盲中盲，必无可疑矣。
韩石山既承认对钱锺书没有做过研究却又说：“《管锥编》等著作用文言文写，我是不敢恭敬的。若他也能像胡适那样，写学术文章也用白话文，纵然写得不太好，我的恭敬还要多一些。现在不是疯出各种经典著作的白话文本吗，我倒希望有人出上一本《管锥编》的白话本，看看还剩下多少学问，就可以知道其底蕴了。我的前提是，若是道理，用文言文能说清的，用白话文也能说清；用文言文说起来含混的，用白话文怕也说不明白。”（见《文化报》1998年7月16日）
其发议甚怪诞，行文又有谤贤呵祖之嫌，不论不明。撇开胡适思想影响不说，仅征其文学成就即远逊鲁迅、知堂。周氏兄弟白话文虽占其毕生作品之什九，但其所作多化用文言或直接插用文言，以增活力，这些地方，恰恰不可以白话易之！又唐德刚撰李宗仁回忆录，凡七十万言，始终以文言、白话天衣无缝之结合行文，每有一言，辄跌宕而出，回环曲折，而文意简洁深刻，此实文言灵妙之用。钱先生《管锥编》为典雅深粹之文言，浩翰深峻，且不论其深远之学术思想，仅作为文学作品读，即雄厚而微妙，奇峭而雅健，洵有与神俱化之概，且生龙活虎，变化莫测，神乎其文也。倘照韩氏意见，由其译为白话，貌似平朴，实则清汤寡液，弄得满篇没劲，如一洼死水，那是绝大的错误，盖精神必完全丧失矣。钱先生白话作品也不少，强过胡适文章百倍，什么叫“纵然写得不太好”？此真竖子拟于不伦也。韩氏偏处一隅，蚊目测海，所见所识皆走极端，自炽其枭张之气，而距真知日远。自学术方面观之，必当加以纠正才是；自小藐方面观之，适足捧腹喷饭已耳，其以荒唐伧父发可诛之议，左抡右突，蝇头蜗角铢称寸较，戚戚若负贩，而自以为得计，实全不中的。甚矣哉，今之文学界其式微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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